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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8-12      

  摘要: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变革问题时认为: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东莞水乡文化是东莞文化的重镇,涌现了许多文献相承与学术之家。其中,勤奋苦读、嗜爱学习在这些家族中成为一种优良传统。文化传统越是发展到后来,越是同人文素质相联结,就越容易形成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为后人所承传。本文以东莞藏书楼、陈伯陶与陈家祠为视点,探讨近现代东莞学人的文化表征。

  在传统社会中,“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副对联流传甚广,其主要原因是广泛反映了经典的治家之道。应该说,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敬宗睦族的个体家庭基本成为社会主体力量,加上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和印刷术的发展,使知识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于是,重视亲族友爱,重视功名,重视图书积累,嗜学、博学等治家之道历来被看得很重。中原文化传播岭南之后,东莞尤其是东莞水乡片区出现了诸多典型的“耕读”世家,如麻涌的莫氏、虎门的王氏、望牛敦的伦氏、中堂横涌的陈氏等。

  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子,在印刷业不发达的年月,一定数量的藏书即隐喻着学问的归属。东莞文化的另一个表征是图书事业发达。东莞人喜欢读书,更喜欢藏书。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单列明代东莞著名学者陈琏“万卷堂”条:“东莞陈琴轩先生琏,致仕后,开万卷堂,书多秘馆所无。四方学者至,必馆谷之。而丘文庄于琼州学宫为石室,藏书以惠学者,皆盛德事也。”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莞人爱聚书藏书,从达官显贵至一般士人概莫能外。宋嘉熙三年(1239年),东莞县令许巨川创建经史阁,博收图籍。近世著名学者中堂人陈伯陶喜欢收藏明清野史,尤其是万历以后的奏议与别集,家中藏书亦多达数万卷。近代大藏书家伦明自立“续书楼”,专门收藏四库未收书籍达数百万卷,而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声势惊人,直逼近代我国藏书第一的刘承幹“嘉业堂”六十万卷,成为民国广东藏书第一人。

  近代以来,广东藏书家辈出,伍崇曜的“粤雅堂”、谭莹的“乐志堂”、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丁日昌的“持静斋”、孔广陶的“岳雪楼”、康有为的“万木草堂”等都颇具规模,名震一时。然而,以藏书丰富而又精通版本目录学来论,则当首推续书楼主伦明。伦明集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大学教授于一身,在近代广东藏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伦明(1875—1944),字哲如,望牛墩人。伦明自幼嗜书,无所不览,儿时常将赏赐钱托人代购书籍。在读书和执教之余,伦明以访书为乐,日积月累,藏书充栋。其藏书至富,一度饮誉京华,其数达数百万卷,分贮于北京、广州两地。伦明所藏之书大部分为清朝著述,其中以单行本、初印本、罕传本、名家批校本为多。伦明自己曾云:“鄙藏之书,可作续修四库资料者,已达十之八九矣。”①

  伦明喜欢藏书与其父关系密切。其父伦常曾为江西崇仁县令,“喜蓄书,在任所建流秀书院,捐藏书于院中。常所至,必以书随,马会免费资料大全,伦明窃取浏览,因而博涉经史。少丧母,父爱其慧,年时赏赐,倍于他儿。凡有县差解饷至省,就托为代购书籍,伦明自己曾说:‘一生聚书自此始’。”②正是父亲的爱好、熏陶及影响,使伦明对图书乃至藏书有着特殊的偏好,并毕生坚持收藏,成为近代少有的藏书大家。

  伦明能成为藏书大家,除家庭影响因素外,还有三个重要因素。其一是北京优越的文化条件。1902年,伦明进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北京学习生涯。北京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加上庚子之乱后,王府贵家储书大出,伦明经常光顾的海王村及隆福寺等书肆,每每能淘到中意之物,也每每必罄囊购书而归。1917年,伦明举家迁居北京,任参议院秘书,同年10月,担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干事。1918年,任北京大学法预科教授,1920年,北京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伦明任诗词教授。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学院等院校任教,综其一生,伦明在北京学习、工作三十余年,北京有利的文化条件和自己工作的便利条件,都为其藏书奠定丰裕的基础。伦明能购得大量珍本是1910年9月入张明岐幕。当时南海孔广陶“三十三万卷楼”(岳雪楼)藏书初散出,而鹤山易氏、番禺何氏、官于粤省的钱塘汪氏等人藏书常常现于书肆,给伦明提供了绝佳的购书时机。伦明在粤所藏之书,大多寄存在广州仙湖街的南伦书院。

  其二是交友与游宦。一个好的藏书家定是文献学、版本学的专家,揭阳人曾习经精通版本学,喜好藏书,伦明常与之研习,自是版本之学大为精进。宣统二年(1910年),与同乡张伯桢共同主持两广方言学堂讲席,共同切磋文献精义。伦明与北京书肆通学斋主人孙殿起以书为友,成莫逆交,其所藏精品多经孙氏采购。因之,伦氏出资开设通学斋书店于和平门外之新华街。孙殿起任经理,伦氏指导其经营方向,如何为学术研究服务,二人相互砥砺切磋,志同道合。孙殿起在经营中特别留意《四库》未收之书和《四库》以后的著作,作了大量记录,辑成《贩书偶记》二十卷,以及《丛书书目》、《清代知见录》、《琉璃厂小志》等书,颇为学术界所称赞。京、穗而外,“伦明访书之地,开封、南京、武昌、苏州、杭州、怀庆、卫辉、清化皆有其足迹。”①“上海涵芬楼,储书甚富,……余游沪,登楼阅览竟三日,所见名人稿本、抄校本尚多,方志尤备,略记要目而去。”②一方面,与其游宦有关,另一方面是循迹索书,足迹所及,皆得善本。

  其三,伦明藏书与治学合二为一。伦明学识渊博,吴则虞称誉他为近数十年来广东博览之通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容肇祖称他是“双举人”。伦明藏书并非为藏书而藏书,他首先是个学问家。伦明治学除诗文外,尤致力于目录版本学,他完全算得上我国近现代版本学的大家。伦明认为,清乾隆年间的四库馆纂修诸臣不识版本,所录诸书多非善本,又经常肆意删改,造成无数错噩之处。不仅如此,伦明认为当年编修《四库全书》以清代最为疏漏,盖忌讳太多,收罗很不全面,他曾说:“书至近代始可读。自乾隆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著录虽丰,由今视之,尤糟粕耳。”故应增补、重校、续修,尤其以续修为急务。伦明欲据自己所见之书再作提要,以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自命书斋的藏书楼为“续书楼”,意在续修《四库全书》。同年8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三卷第一期重刊此文。1928年,伦明应东北当局邀请,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并协助筹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张学良、翟文选、杨宇霆联名通电全国,并用英、德文对外通告拟影印文溯阁《四库四书》,这份由伦明执笔的文告首先强调了《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然后指出影印的必要性:“近今世界学者所热心研究之东方文化问题,其主要不外参考群籍,以资发明。此书一出,可无憾矣。”三十年代,伦明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工作,在全部六十类中,他参与撰写的有十一大类,主要是经部的尚书类等五类、史部的传记类、集部的广东部分等,并以续书楼珍藏供续修之用。另编有《续书楼书目》,未刊。“七七事变”后,伦明南返隐居故乡,致力于校勘群书。题自校图书诗有“千元百宋为吾有,眼倦灯昏搁笔初”之句。校勘之余,仍吟咏不辍。所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陆续在《正风》杂志发表,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始辑入《矩园馀墨纪书画绝句》内排印刊行。

  伦明曾总结得书心得:“以俭、以勤、以恒”。“俭”以储购书之资。伦明有钱,悉以购书,家用不自给,家人诟怨嘈杂之声盈室,而伦明若无其事,购书校书如故,甚至在资金拮据时,不惜将夫人的奁物典买。尝有诗云:“卅年赢得妻拏恕,辛苦储书典笥裳”的诗句。伦明痴迷藏书,不喜修饰,衣裳褴褛,书估戏以“破伦”呼之,伦明常一笑了之。“勤”赴书市。在京都岁月,伦明经常光顾琉璃厂肆冷摊之间,细心翻检,京都珍本、孤本每每能罗致门下。“恒”以访欲得之书。伦明曾说“书非如布帛粟米,取之市而即给,不得已,乃以抄书补购书之穷。”伦明每遇珍本秘笈,如不能购得者,则设法假借抄写,他历年常备二三人为之抄写,更有数人经年为之修补。有一年,天津书商重资购入翁方纲未刻稿,索价奇贵。伦明无法购买,便托名介绍出沽,携归府邸,用三昼夜抄了手稿摘要。对此,伦明有自己的体会:“抄书不难,借书难;抄后校书亦难;校书之事,我为政,借书之事,人为政,故借书比抄书尤难。”其所抄之书皆亲手校订,凡每得一书如获至宝,稍有损伤则重加装修,数十年如一日。孙殿起在《伦哲如先生传略》中回忆,伦明嗜书如命,有“书虫”之称;因其对各种版本了然于胸,又有“书之伯乐”美誉。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这样评价伦明:“东莞伦明,以书为性命,专收清人集几备,尝见语所藏原刻顺康人集,凡十二木箱。”(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莫伯骥(1877—1958),字天一,东莞麻涌向北坊人。他自幼好学,饱览群书,弱冠之年以清代末科广东府诸生之案首入县学,颇有状元之资。然生逢乱世,虽名噪南粤,仕进之阶十分惘然。民初,莫荣新督粤时,莫伯骥曾任督府参议,并曾一度主编《羊城日报》,继而应勷勤大学之请,担任文史系讲师。在那种“天下皆病”的年代,学医似乎是一种潮流,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习医的经历,莫伯骥也不例外。他先就学于广东公医学校,后入光华医学堂学习西医。莫伯骥怀抱行医济世的梦想,鉴于当年西医、西药新兴,在广州西关十七甫开设“仁寿西药房”。因经营得法,加上莫荣新的推举,莫伯骥被委任为军医,包办了军队所需的药品,一时间仁寿药房生意兴旺,销路畅广,大药房历数十年之变幻而不衰,为当时同行中之佼佼者,莫伯骥也因此迅速致富。当代中外驰名之西药巨头莫露梧,就是他当年提拔任用的代理人,至今在省、港、澳等地还有莫氏当年经营发展留下的后裔与行业踪迹。

  莫伯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儒商。莫伯骥自建藏书楼,藏书最多时达五十多万卷,自称“五十万卷藏书楼主”,执岭南藏书之牛耳,曾被誉为“上企瞿杨,无惭丁陆”。①

  莫伯骥搜购古籍不惜重金,药房盈利多被作购书之用。清末乱世,海内著名藏书楼多遭劫难,昔日的旧椠精抄写,往往为莫伯骥所购得。他自己就说:“北如意园之盛、临清之徐,南如揭阳之丁氏、南海之孔氏、巴陵之方氏、江阴之缪氏、茂苑之蒋氏、长沙叶氏之观古堂、独山莫氏之铜井文房、扬州吴氏之测海楼,最近蒙难之聊城海源阁……然其散出之旧椠精抄往往为伯骥所得。”②有一次,莫伯骥得知南海一藏书家孔广陶“岳雪楼”所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千册图书流散在天津,于是专程以万金赎回。他的刻意索书、不惜重金求书之名不胫而走,大江南北的书商若有所得,必自觉将信函告。

  莫伯骥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当时羊城诸书楼之冠。其珍藏的善本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本、精抄、旧抄、旧校、精校、孤本、稀见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写本、名家藏本等。其中有宋刻本38部、元刻本80部,而最珍贵的是两部极为罕见的宋刊本唐人文集——李翱《李文公集》和孙樵《孙可之集》。《孙可之集》原是聊城杨氏“海源阁”(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旧藏。1930年,海源阁遭匪抢劫,主人陆续将藏书出售,珍本相继散失。《孙可之集》被北平一位书商所获,为得心头之好,莫伯骥以近3000元重金购入,这也成为“五十万卷楼”的镇楼之宝。现省立中山图书馆馆员罗焕好在整理图书馆善本数据时,发现善本书库中有莫伯骥旧藏66种之多,其中竟有15种是孤本。这在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同时,罗焕好也总结出莫伯骥搜罗群书的五大途径,而这在莫氏的《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也有明确记载。途径一:先人遗本。莫伯骥有少部分藏书来自于家庭莫伯骥怀抱行医济世的梦想,鉴于当年西医、西药新兴,在广州西关十七甫开设“仁寿西药房”。因经营得法,加上莫荣新的推举,莫伯骥被委任为军医,包办了军队所需的药品,一时间仁寿药房生意兴旺,销路畅广,大药房历数十年之变幻而不衰,为当时同行中之佼佼者,莫伯骥也因此迅速致富。当代中外驰名之西药巨头莫露梧,就是他当年提拔任用的代理人,至今在省、港、澳等地还有莫氏当年经营发展留下的后裔与行业踪迹。莫伯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儒商。莫伯骥自建藏书楼,藏书最多时达五十多万卷,自称“五十万卷藏书楼主”,执岭南藏书之牛耳,曾被誉为“上企瞿杨,无惭丁陆”。①莫伯骥搜购古籍不惜重金,药房盈利多被作购书之用。清末乱世,海内著名藏书楼多遭劫难,昔日的旧椠精抄写,往往为莫伯骥所购得。他自己就说:“北如意园之盛、临清之徐,南如揭阳之丁氏、南海之孔氏、巴陵之方氏、江阴之缪氏、茂苑之蒋氏、长沙叶氏之观古堂、独山莫氏之铜井文房、扬州吴氏之测海楼,最近蒙难之聊城海源阁……然其散出之旧椠精抄往往为伯骥所得。”②有一次,莫伯骥得知南海一藏书家孔广陶“岳雪楼”所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千册图书流散在天津,于是专程以万金赎回。他的刻意索书、不惜重金求书之名不胫而走,大江南北的书商若有所得,必自觉将信函告。莫伯骥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当时羊城诸书楼之冠。其珍藏的善本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本、精抄、旧抄、旧校、精校、孤本、稀见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写本、名家藏本等。其中有宋刻本38部、元刻本80部,而最珍贵的是两部极为罕见的宋刊本唐人文集——李翱《李文公集》和孙樵《孙可之集》。《孙可之集》原是聊城杨氏“海源阁”(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旧藏。1930年,海源阁遭匪抢劫,主人陆续将藏书出售,珍本相继散失。《孙可之集》被北平一位书商所获,为得心头之好,莫伯骥以近3000元重金购入,这也成为“五十万卷楼”的镇楼之宝。现省立中山图书馆馆员罗焕好在整理图书馆善本数据时,发现善本书库中有莫伯骥旧藏66种之多,其中竟有15种是孤本。这在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罗焕好也总结出莫伯骥搜罗群书的五大途径,而这在莫氏的《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也有明确记载。途径一:先人遗本。莫伯骥有少部分藏书来自于家庭的收藏。莫氏是东莞麻涌的文化世家。其父;莫启智为清朝的补诸生,生平潜心于理学,;曾作《诫子庸言》两卷。莫启智与东莞陈;伯陶为好友,陈伯陶曾在其逝后为其作墓;表。莫启智好藏书,其家珍藏有数量不菲;的宋元名臣大儒的遗书。途径二:友人交换。;以书易友,各取所需,是藏书家们互通信;息,补充有无的重要渠道。途径三:获赠。;当时不少与莫伯骥交往的学者或藏书家,;都有以所著或所藏图书相互馈赠。途径四:;巨资购买。这是莫伯骥藏书的最主要来源。;只要有余资,他都不惜重金,倾巢而出购买;书籍。途径五:借书抄录。凡是无法得到的;珍贵版本,莫伯骥便问人借录,或请人精写、;影写,或亲自动手钞写。故他特意雇佣钞;书者数人,晒书童两三人,以供日常之用。;莫

  氏藏书最为看重的是典藏的使用价;值,所以,他并不只收藏古本,而是“新;旧并蓄”,对新刻本也一样看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莫氏的藏书中,十分注重收;集粤人遗著,许多藏书是研究广东历史的;珍贵文献。不仅如此,莫伯骥亲为藏书编;目,1934年,《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二十二卷编成,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初编》著录善本914种,有;宋刻、元刻、明刻、影本、精抄、旧抄、旧校、;精校、孤本、稀见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写本、名家藏本等①。每书均撰写提要,;述版本之渊源、校勘之优劣、著作之旨趣、;内容之得失,洋洋大观,不一而足。;

  作为一个大藏书家,莫伯骥深谙目;录、版本、校雠之学,且都有独到的研究。;1937年前,莫伯骥已著书近五十种,如《清;四库总目提要补正》、《清四库撰人考附;编纂人考》、《清代女子著述考》、《历;代广东书征》、《藏书纪事诗补续》、《群;书索引》、《二十史索引》、《书城馨逸》、《官;史》、《全唐诗方言考》、《历代广东书征》、;《全北宋文》、《当世文编》、《经学文献》、《历;代名臣奏议拾遗》、《中国文学史料类编》、;《中国风俗史料丛编》、《古器物诗钞》、《动;物名实图考》等等,内容涉及经、史、子、集、;金石、小学、地理、风俗等众多领域。②;

  关于莫伯骥后来收回的部分书籍,在;其去世后多归于国家。现国家图书馆中藏;有三十余部莫氏旧藏,其中就包括莫伯骥;视为镇库之宝的《孙可之集》十卷。另外,;如今立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也藏有莫氏的遗存。;

  说到国家图书馆回收莫伯骥的藏书还;有一段秘史。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曾回忆说,“60年代初,中国北京图书馆获知在日寇侵入广东时,莫天一先生有10万卷珍贵的藏书被带走,辗转流到澳门,于是就托我、何贤(现任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了解此事,并有意收回藏书。”“当时,莫天一之子莫培樾医生与我(马万祺)、柯麟(前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吴鸣医生等友善。于是我们就托吴鸣医生给莫培樾做思想工作,劝他要为莫先生的藏书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着想,把它们好好保存下来,千万不要流出国外。经过耐心说服,莫培樾最终以港币30万元,把3000本藏书卖给国家图书馆。此事进行得非常秘密,当时只有我(马万祺)、何贤、柯平(柯麟的弟弟)几位知悉内情。其时北京派来三人,一位是北京图书馆馆长,一位是历史教授,另一位是现当代的文史专家,岭南女诗人冼玉清教授。”①

  英国有位哲人在《论读书》中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个人阅读影响个人性格,市民的阅读深刻影响城市的性格。一座书香洋溢的地方必然是美丽动人的地方,因为它的文化品位和内在气质。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地方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方的阅读水平。古之莞人推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诗礼传家价值标准,而历代东莞文化学人就是凭借自己的著作形态、学术规范甚至个人的生存状态,在不同时代的文化中自树一帜,反过来又深刻地推动或主导着各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子,在印刷业不发达的年月,一定数量的藏书即隐喻着学问的归属。藏书除了造就学问家,也深深影响着地域文化。“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苏轼的这句话用在收藏上是恰如其分的。私家藏书楼是学术文化的孕育地,是学问家的摇篮。会聚了人才的藏书楼对于一个地方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滋养。容庚的“五千卷金石书室”、伦明的“续书楼”、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既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塑造了东莞的人文环境。

  中堂凤涌有个陈氏家祠,又名“胜起家祠”,为陈伯陶家堂,“胜起”两字为陈伯陶手书。祠内正堂中,至今挂有“陈伯陶恭承”的“钦点探花及第”牌匾。“胜起家祠”格局甚小,远不如广州的陈氏家祠。

  陈氏家祠位于广州市中山七路。清光绪十六年(1890)始建,光绪二十年(1894)落成。据载,由于陈伯陶显赫功名,使陈氏家族名声大振,广东的陈氏族人提议在广州修建一座祠堂,一来祭祖,勉励陈氏后代发扬祖先业绩,昌盛陈家大业;一来可以培养陈家子弟。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曾任翰林院编修等职的东莞陈伯陶、曾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清末著名外交官陈兰彬等48位陈姓“绅耆”,“为崇德报功之举”,组成建祠公所,联名向各地陈姓宗族发出《广东省各县建造陈氏书院》、《议建陈氏书院章程》等信函,邀请省内陈姓族人以认购入主牌位的方式筹集款项兴建祠堂。这一提议得到广东72县陈姓名门望族响应,海外粤籍陈姓华人也闻讯捐资。因此,陈氏家祠是当时陈姓合资兴建的合族大宗词。因祠堂落成后,一直作为陈姓子弟读书办学的地方,故又称“陈氏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后,书院改为陈氏实业学堂。民间期间,这里先后为文范学校、广东体育专科学校和聚贤中学。1959年辟为广东民间工艺馆。1988年由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以“古祠留芳”名列羊城新八景之一。陈氏家祠坐北向南,总面积为1.5万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呈四方形,面积六千四百平方米,总体布局以中轴线为主体建筑,中轴线两侧为厅堂,两边以偏间、廊庑围合;每座单体建筑以青云巷隔开,建筑间以长廊相连,以六院八廊互相穿插,进深三进。整座建筑规模宏大,厅堂轩昂,庭院幽雅,既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风格,又具有我国南方建筑的鲜明特色,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它是广东现存宗祠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也是岭南民间建筑装饰艺术最丰富最有代表性的一座,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的宝库、“百粤冠祠”。陈伯陶(1854—1930),号象华,东莞中堂凤涌人,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携眷南归。翌年二月,闻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奔西安,他从东莞起程赴西安“从驾”。庚子和议之后,伯陶随帝后还京。此后,曾任南书房行走、江宁提学使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在南京创办学习外国语的方言学堂并创办暨南学堂,招华侨学生至南京攻读。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江宁布政使。宣统二年(1910)五月,见朝局日非,告养母归。次年,出任广东省教育总会长。1911年九月,革命军攻破广州,伯陶逃往香港九龙。民国二年(1913)2月,移居九龙官富场,署所居曰“瓜庐”,在港与赖际熙等人创立“学海书楼”,开坛讲经,振兴国学,潜心著述。陈伯陶好学深思,多才多艺,精通词翰书画,旁及医术、地理、经济,终成《儒林》、《文苑》两传。其著述甚丰,有《孝经说》、《胜朝粤东遗民录》4卷、《宋东莞遗民录》2卷、《明季东莞五忠传》2卷、《袁督师遗稿》3卷、《增补罗浮山志》5卷、《东莞县志》98卷附《沙田志》4卷等,尤以《胜朝粤东遗民录》和《东莞县志》最有价值。

  杨宝霖在《张其淦和他的诗》一文中说:“清末民初,东莞学者,同时齐名者有二,两人都是晚清进士,辛亥革命后都不仕民国,以遗民自处,一个遁迹九龙,一个隐居上海;二人友情笃深,都以诗文名于当代;在整理、保存、流布乡邦文献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张其淦和陈伯陶。”①在社会的转型时刻,往往也是人们思想意识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刻。清末民初剧烈的社会动荡其实远不亚于殷周革命,作为遗民的陈伯陶或多或少沐浴了旧王朝的恩宠,对旧朝廷存有的眷念之情,一方面体现了长期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从品行、操守层面而言,其中又何尝不是传统文化因素在人的人格上的守望与坚持。与那些见风使舵的无所节操的人物相比,遗民心目中的那个旧王朝更象是旧文化所依托的载体,其内心深处浸透着的那种文化情感的积蓄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怀念的悲悯的表达,也能感受到他们在文化震荡、文化转型中的精神守望。在陈伯陶的著作中,《宋东莞遗民录》和《胜朝粤东遗民录》是情感寄托最深的了。陈伯陶表彰明代遗民,以激励清朝遗老,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陈伯陶的家庭对其思想影响是巨大的。其父陈铭珪(1824一1881),家世务农,曾就读于粤秀书院。早年师从梁廷楠,并与谭莹、陈遭、李文田等过从甚密。然科场不顺,仅考中咸丰壬子(1852)副贡,居莞城榜眼坊十九巷,以家居授徒为生。《东莞县志》称其“性廉静寡欲,好山栖”。中年之后隐居罗浮山并修筑酥醪观和梅花仙院,日与门人弟子读书其中,著述外兼以诗自娱。酥醪观属道教邱长春的全真龙门派,陈铭珪参考诸史和道教资料,著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深入探讨道教对社会和个人的巨大作用:其一,道学有助于道德的自我完善,“长春之学深有得于道德要言,而无炼养服食符篆攘禧末流之弊。”对普通人,它可以“定其神而养其生”。其二,道学“非尽无为也,特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史迁以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也。”“上之人苟尊礼之而受其至言,又未尝不可推演常善救人之心措之于天下,盖有儒术所不能逮而道教足挽之者。”(《长春道教源流•自序》)科场的不得意,陈铭珪转求道学,向山林,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在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洗尽尘机意豁然,厌从人境问桑田。无为足证逍遥道,知命长完自在天。瑶草琪花云外洞,芒鞋竹杖地中仙。罗浮此去无多祝,一个峰头住一年。”(《送李园园归罗浮》)“石田茅屋旧溪山,流水声中自往还。一片闲云少约束,欲随霖雨出人间。”(《自题所画扇》)他隐居罗浮,一是修炼道术,“我闻老聊语,上德贵若谷。何时结幽栖,长把道经读。”(《西樵纪胜》六首之一《若谷》)但也常与文人道侣诗酒唱和,“在手酒杯长乐老,随身诗卷小游仙。”(《赠道侣黄学留》)探访古迹,“招携道侣问仙源,曲曲溪流小小村。”(《登白水门绝顶偕道侣工圆修、李圆玉、刘圆檀》)而陈伯陶“早年与其父幼珊先生,俱著籍罗浮酥醒观为道士”。父子俩一个是因科场不顺,“穷则独善其身”,隐居罗浮。一个是科场得意,仕途通达,因为社会的原因,不愿依附新朝,避居香港,可谓殊途同归。作为受传统儒学教育的文人,入世之想是必然的,从陈铭圭的个别诗歌中,也可见其不得志时的愤激之情:“世上恩仇两不知,醉乡日月无荣辱。我将据酒国,操酒兵,筑酒泉郡为长城,南面而王不与易,直使千秋万世与刘伶李白相齐名。”(《将进酒》)然父子二人在失意之时,他们都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以求得心理的平衡。一个是在参道的过程中去找寻与儒学互为补充的行为准则;一个是在研究历史的前提下,以前朝忠烈的行为来托己之志,这就为他们的隐居避世和自得其乐作了极好的注释。①

  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不应以是否应和潮流或符合流俗来论定的。满清的命被革了,民国的命数不也没有长久么?对传统的中国文人而言,面对空前的文化震荡、文化转型,精神上的痛苦几乎成了他们精神状态的主流,遗民之为遗民,当“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在历代遗民中,“有所不为”大概都体现在与当道者的不合作。因此,自我放逐于“当世”之外,近乎是以生为死,并具有原型意义而为一代又一代的遗民所世袭。

  晚清遗老也不例外,在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虽不满于新而龟缩到传统,但大多进行了独到的文化坚持,他们在悲悯声中孕育出空前的学术生机。也许正是这份守望,使得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却并没有造成文化的荒芜。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莫基人,即便是保皇派的前清遗老如沈曾植、陈三立、罗振玉等,其学术上亦颇具创新意识,决非是所谓“清学殿军”所能简单概括的。整体上讲,晚清遗民的文化成就主要集中在文学、史学、方志学、目录学、文献学、文化出版等方面,他们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于一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学术功底,开启了新的学术风气,不自觉的实现了传统文化、学术文化的承启。陈伯陶对乡邦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对岭南尤其是东莞历史文献发掘、整理、保存、流布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清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文字狱之风盛行,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查禁销毁,明末史料及明代遗民的著作荡然无存。被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几本书,由于年代久远,如凤毛麟角。陈伯陶通籍后,曾师从顺德藏书家李文田,“亦好收明清间野史,及万历后诸家奏议别集。”①他广为搜罗,多方钩致,从方志、史乘、族谱、专集中剔抉爬梳,辑成明代遗民三百一十二人传记。凡前人记载有误的,详细考证,以按语示之。保存了不少明末清初史料,为今天研究明末清初广东的历史、文化提供重要参考。②陈伯陶辑刊《聚德堂丛书》(陈伯陶室名“聚德堂”),收入其父子及族人著作共十二种,《宋东莞遗民录》和《胜朝粤东遗民录》即录入其中。族人著作中,有陈琏《琴轩集》,原作三十卷,遗稿散佚,后由作者玄孙蒐集付梓,此本从中钞编为十卷,其己见《图书集成》诸书者不再录补。还有世称“东莞学”的陈建著作三种:《学蔀通辩》详述“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于朱陆二家同异之考尤极精详。”(陈伯陶跋)陈伯陶以所得稿本与东莞旧刻本互补而成;《治安要义》和《拟古乐府通考》均据作者玄孙重刻本付梓,其中《治安要义》“任官议”后有缺文,但无从校补,《拟古乐府通考》诗中有讹脱,陈则从所得何燕泉音注本加以校正补充。丛书中《陈献孟遗诗》和《悬榻斋集》原本均失,是采集各书汇钞而成。《陈献孟遗诗》作者陈阿平,有《钵山堂集》收入《四库提要》,《悬榻斋集》作者陈履,是浮邱诗社同人,同为当时所推重。各书后多附有辑者陈伯陶所写跋语,说明版本由来、校补情况等,对后来研究者大有裨益。③

  其次,《东莞县志》集众家之大成,居功至伟。东莞志自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陈庚创《宝安志》以后,经明代庄恭、陈琏、卢祥、刘存业、谢邦信、张二果,清代李作楫、周天成、彭人杰等人修纂,日趋完备。但或因陋就简,或语有避忌,都瑕瑜互见,珉玉杂陈,不当人意。1915年春,陈伯陶应邑人叶湘南之邀,在九龙设修志局,用东莞明伦堂经费,组织乡贤黄芗池、钟碧峰、徐铁俦、陈少莱、苏选楼、陈莲伯、黄耆封等数十人,修成《东莞县志》,“阅六载方成,凡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余万言。”并附《沙田志》四卷。对东莞明伦堂的地产—万顷沙六、七百顷沙田的缘起、历史、管理、用途等作了详细的叙述,给后人留下珍贵的资料。东莞志书,以此为最,体例仿阮元《广东通志》及近代南番诸志,但远出邻县志书之上,成为东莞人民珍贵的文化遗产。王云五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此志有六善:

  邑事散见于史集部中,旧志多不深考。间有征引,亦不注所出,兹编广为摭拾,注其书名。其有差错者,则加按语考订之。其善一。志以图为重,邑志旧图,于开方测算,未明其法,甚为疏略。今则重新测绘,粲然可观。其善二。沿革本之史志,及前代疆域图记等书,然必兼栽邻县,分合始明。旧志征引未全,殊嫌简略,兹详为考据,使阅者瞭然。其善三。光绪之季,学堂兴而黉舍废,铁路设而驿站裁,故以学堂附学宫后,铁路附驿铺后,以著变通之自。其他新政,亦著于编。其善四。明时东莞任务最盛,兹编博考群书,证以状志家传,视旧志加详,且可以订正史误。袁崇焕传尤为精核。其善五。艺文志考载书目,经史子集,四部标列,并录其序语,附注后方,其诗文则散附于各略中。其善六。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里,文化遗民人生孤独的情景伴随的是生动的文化创造,他们在学术文化的天地里找到了一个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从这个层面上讲,晚清遗民决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寂寞与孤独,他们与“故国”、“新朝”和历史之间都有着生动、丰富、多种多样的联系。在社会文化转型之际,自觉地承担着“承启”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回顾东莞的文化传统,陈伯陶所塑造文化影响力与穿透力是无法回避和抹杀的。虽然他们永远也跳不出“旧朝”的自我界定和“旧文化”的传统情结,但他们的生存意义却恰恰在“新时代”和“新文化”里获得了明证。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变革问题时认为: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前者表现为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后者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自近代海禁大开以来,“面海的”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释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变着被“支配”的角色定位,日渐由“边缘”向“中心”位移。此理论概括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外来异质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用它来说明岭南文化传统的近现代进程亦无不可。岭南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能在1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大冲撞之际得风气之先,率先经受西方文明思潮的洗礼,便源于这块根基厚实而又敏于新变的文化土壤。

  近现代东莞社会在传统的道路上呈现出较强的开放性。鸦片战争以后,广东首先开埠,西方文化也迅速传播到广东,岭南得风气之先。基督教入粤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初,英国传道会牧师马礼逊于1807年9月7日到达广州。鸦片战争后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口贸易,或久居,或暂居,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中法《黄埔条约》也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①从此,西方传教士不仅在广州等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还沿着内陆河道和邮路将基督教传到偏远的乡村。东莞毗邻港澳,很早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浸染。

  西方传教士陆续由香港到东莞传教,较早的有1844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命王元琛来东莞传教,建立仁和里福音堂,并建有礼贤小学,培养华人传教士。而东莞人王元琛据说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人,也是第一个华人传教士。②1847年,郭士立牧师派遣王元琛、李清标偕叶纳清入东莞县传教。从此,东莞各地教堂纷纷创建:1847年太平镇福音堂成立,1848年西经堂成立,1949年福永福音堂成立,1854年荷坳福音堂成立,1902年咸西堂、石歧堂成立,1907年大良堂成立,1909年白沙堂成立,另外新围堂、道滘堂、周家村堂、沙塘仔堂、黄松岗堂等也于此期成立。③

  在西风渐进的背景下,一大批东莞学人毅然走出传统,睁眼向洋,踏上向西方求学的道路,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道滘人叶衍华(1874—1941),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读书,拜康有为为师,并得其资助,赴日本东京习法律,1909年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民国以后,曾先后任福建省闽侯地方法院法官、河南开封市审判厅厅长、检察长、北京大理院推事、辽宁省铁岭地方检察长等职。虎门王屋人王宠惠(1881—1958)早年就读天津北洋大学堂,成为我国正规高等教育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并获得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毕业之后,王宠惠赴日留学,专攻法政学,后转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又赴欧洲继续研究国际公法。王宠惠英译德文版《德国民法典》成为世界英语法律科学生的经典教材。1949年之前在中国政坛上,无论谁主政,王宠惠一直官居高位,是国民政府学者型官僚的代表。

  王宠惠的弟弟王宠佑(1878-1958)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采矿工程,后转纽约州立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选为美国矿冶工程学会会员,并膺选美国采矿学会会员。1908年回国致力于采矿冶金事业,同年,与梁鼎甫为湖南省华昌公司赴法国购买当时最新取得专利的冶炼硫化锑矿石的赫伦史密特挥发焙烧炼锑技术,在长沙建立中国第一座炼锑厂,并开始收集低品位锑矿石提炼纯锑,开创了我国金属锑的工业生产的先河。王宠佑的英文专著《锑》,是国际上关于锑的第一本专著,全面论述了锑的历史、性质、地质、冶金、分析、应用和经济评价等,被各国冶金界视为锑的权威著作,他因此也被国际上称为“锑王”。王宠佑与华昌公司经理、实业家李国钦博士合著的英文专著《钨》也是一本内容丰富、为学术界所瞩目的著作,内容涉及钨的历史、性质、地质、选矿、冶金、分析、应用和经济等诸方面。《锑》、《钨》这两部国际名著的出版,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鉴于王宠佑在学术上的成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大学奖章,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授予他荣誉勋章。

  “小传统”地域之具有文化生机,是在于“面海”的拓展性、开放性优势,同“大传统”的封闭性、固守性相对,它蕴涵着融通新潮、因时而进的改革气度,因此,当中国有可能向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时,这里就会获得变革的先机。就东莞这一独特地域而言,由于它地处沿海,其作为南方重要对外窗口的区位优势,势必使其率先经受近代文化思潮的洗礼,近代化进程与思想文化变革也必然加速推进,从而产生远比其他地域更为广泛深刻的意义。近现代中国潮流激荡,无论是倡导学术,还是变革社会,一批东莞学人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竭力鼓吹呐喊。如莫伯骥主编的《羊城晚报》,竭力宣传维新变法。在推翻清朝闹革命的过程中,广东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孙中山所依靠的海外一批华侨很多都是广东人,特别是到孙中山南下护法以后,广东很长一段时间是南方革命的根据地,以后又是北伐战争的基地,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决定广东在北伐战争以后在全国的影响。东莞一批深具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如蒋光鼐、王宠惠等,他们紧跟时代潮流,以丰富的学识、坚韧的意志,挥写人生。

  总之,文化传统越是发展到后来,越是同人文素质相联结,就越容易形成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为后人所承传。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东莞水乡文化是东莞文化的重镇,涌现了许多文献相承与学术之家。其中,勤奋苦读、嗜爱学习在这些家族中成为一种优良传统。祖辈的“潜德不耀”的人品和“学行笃实”的学业以及或骜岸不驯、或温柔敦厚的性格对他们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之功。而且,家长不仅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还非常注重调动家族力量,给予后人多种形式的教育,如虎门王屋人王宠惠,其父很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不仅为他们聘请家庭教师讲授儒家经典,还适时把他们送入正规学校学习。王宠惠幼年入圣保罗学校习英文,课余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在中西学方面都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等孩子年岁稍长,通过各种途径支助他们游学,增长见识,拓展视野。其他如望牛墩伦氏、横涌陈氏等家族以文化、学术名世,他们并非仅因家族成员多有著书编集传世,更重要的练习了家族子弟的文献工夫,培养了家族子弟的读书意识,在家族中形成较为浓厚的文化气氛。

  (作者简介:田根胜,东莞理工学院文传学院教授,院长;联系地址:东莞市松山湖区大学路1号;邮箱:;电话:;邮编:52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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